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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福平:体验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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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5 11:3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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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绝对精神——读邓晓芒教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
代福平
看啊,绝对精神的鸽子正向我们飞来!这是我阅读邓晓芒教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时,内心因惊喜而产生的欢呼。

邓晓芒教授从2010年春季开始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了9个学期,加上整理讲课录音,累计历时7年,形成10卷本共540余万字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到2017年9月全部出齐。这套巨著带给我的激动,如同他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第一章开篇所说的那样:“黑格尔的辩证法,当它第一次出现于欧洲近代思想舞台之际,无论对于德意志民族,还是对于自认为达到了人类文明顶峰的整个西方思想界,都是一个奇迹,一次地震,一种从天而降的异象”。是的,在我看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的出现,同样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一次地震,一种从天而降的异象。从贺麟、王玖兴先生1961年出版《精神现象学》中译本到今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酵,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终于酿出了精神的美酒。

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曾经眼睁睁地看着贺麟、王玖兴先生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下册在我书架上静静地存在了20多年。我对它的感觉是既渴望又害怕,明明知道是好书,却迟迟不能进入阅读,偶一翻开,旋即合上。除了从别处知道的那句“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外,我对此书究竟说了些什么话,实在一无所知。看到列宁说读黑格尔的书“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看到国内研究黑格尔的老一辈学者说黑格尔的书如同天书般晦涩难懂,我心中既怅然又释然。小马过河,还会听到有的说深有的说浅呢。既然连革命导师和学界专家都说难,那我就不要去试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浩瀚的海洋,很久以来,我只能望洋兴叹。

然而,2010年春天,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邓晓芒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开讲《精神现象学》,他的学生彭超随即将视频、音频发布在网上,使我得以聆听黑格尔的原文和邓晓芒教授的讲解。每个周末,仿佛我也坐在邓晓芒教授的课堂上,享受这精神的盛宴。邓晓芒教授成了我真正的老师,我则是他的网上学生。古时候有私淑弟子的自称,今天则叫粉丝。网上像我这样的邓老师的粉丝非常多。我们天南海北,都一起听邓老师讲课。《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下文简称句读)每出版一卷,我都要买两本,一本看,一本珍藏,怕弄丢。这是精神的恩典,时代的馈赠啊!邓老师曾和他妹妹、著名作家残雪说:“我的很多读者说,要把我的书买尽,你出一本我买一本。很多地方看不懂,但他知道是有价值的。”但估计邓老师没想到,还有我这样凡他的书都买双份的读者。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在聆听和阅读《句读》过程中的体会。

语言是神圣的。黑格尔在世的时候,他是活着的《精神现象学》,他去世后,《精神现象学》就是活着的黑格尔。

当年,黑格尔的课上有学生问,绝对精神在哪里,他回答说绝对精神就在你们每一位身上。今天,我们无法穿越到黑格尔的课堂,但绝对精神借着黑格尔的文本,通过邓老师的声音和文本又一次拥有我们,我们也拥有了它。

邓老师说:“当年黑格尔曾对友人说:只有一个人(他的得意门生)能够理解我,但随即又补充道:就连他也不理解我。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则说,能够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绝了。当我在课堂上逐句解读黑格尔那些晦涩难解、如同谜语一般的句子时,当我穿透句子的表层而深入到后面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并以此来为句子做注脚时,内心总是涌起一股隐隐的激动,觉得这部被称为‘天书’(前辈黑格尔专家萧焜焘语)的旷世之谜即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文德尔班说的可能是事实,能够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绝了,但他没料到的是,绝对精神并不会死,它会默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它那里与黑格尔相遇、与黑格尔共鸣,讲黑格尔没讲完的话。

邓老师解读黑格尔时“内心总是涌起一股隐隐的激动”,是他的精诚和功力所至,更像是来自绝对精神的默示:理解黑格尔的人今天仍然有。

连邓老师自己也感觉到,他在讲课过程中,随时出现的灵感和即兴冒出的语言,是写不出来的。他说:“我的讲话相当于写作。尤其是上课,把好多灵感都保存下来了,那些东西要写是写不出来的”。讲课中出现的灵感,仿佛布道中的圣灵浇灌,使邓老师的语言,在一贯的准确、清晰、丰富中,又增加了许多生动奇妙的活力。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前言中,他也曾这样说:“有许多问题是在讲授中搞清楚的”。卿文光先生(邓老师的学生)以句读方式讲解黑格尔《小逻辑》时也有类似的体会,并对此现象做了精彩的解释:“这种事情用黑格尔哲学是可以解释的:当讲课者忘我地投入所讲授的内容时,只要它是真的内容,是客观的事情本身,讲课者忘我的投入就会使事情本身的逻辑起作用,统治支配授课者的主观思维,这就使得在讲课者的主观意识未能完全融入客观的事情本身时所遇到的困难自然消失了。”的确应该说,邓老师讲《精神现象学》和黑格尔当年写《精神现象学》,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客观的事情本身”,精神的永恒性在这里被我们体验到了。而邓老师讲课的声音,也显示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只是在偶尔喝口水的停顿中,才让我们觉察到它的肉身凭借。

因此可以说,《句读》就是同一个精神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向我们显示。邓老师曾强调,要让哲学讲汉语,而不是用汉语讲哲学。这是极有深意的。只有让哲学讲汉语,才意味着那普遍的精神能够临到我们。邓老师的《句读》就是让黑格尔哲学讲汉语,这不仅是指他讲课过程中重新翻译了《精神现象学》(从贺麟、王玖兴先生的译本到邓老师的新译本,黑格尔哲学讲汉语的水平越来越好了),而且是指,邓老师让黑格尔针对今天的时代和中国读者,用汉语讲更多的话,不厌其烦地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这就是邓老师所说的“我最想做的是:黑格尔这本书究竟在讲些什么东西,一句一句地给大家掰清楚”。邓老师曾说初读黑格尔时,希望能有人帮他讲一下,讲得越多越好,只嫌其少,不厌其多。邓老师能体会到那些在黑格尔著作门外徘徊的读者的心情。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黑格尔是神明般的人物,他写作的时候,心中是没有读者的。的确是这样吧!只是我想,作为神明本身的绝对精神,尚且要借助黑格尔这个理解者来寻找它的更多理解者,何况黑格尔,他怎么能不考虑读者呢!只不过,黑格尔如同绝对精神那样,有着足够的耐心,在等待他的理解者。正如他在柏林大学开讲辞中所说:“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藏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解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这次居然被他等到了。黑格尔是勇毅的求知者,邓老师也是勇毅的求知者。不同的是,黑格尔不太迁就他的读者,邓老师则在讲课中处处俯就他的读者,他要将黑格尔的晦涩化为通畅,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分享这由勇毅者探得的财富和奥妙。早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的导言中,邓老师就曾用黑格尔式的鼓励对他的读者说:“的确,黑格尔,不朽的哲学家,已经并且继续在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过,只有本身在思想上奋力追求、不畏探索的现代人才能看出这一点,对于那些思想上停滞不前的懒汉说来,黑格尔则是一尊不再开口的石像,有如埃及沙漠上的司芬克斯。”让石像开口,让黑格尔哲学讲汉语,从而有可能让思想上的懒汉也有机会受到触动,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是邓老师一直的愿望。

现在,这个愿望达到了。课堂内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阅读黑格尔,开始在思想上奋力追求。

在《句读》第4卷后记中,邓老师对素昧平生的“粉丝”们肯花时间在网上听课并细致地整理录音所表现出的浓厚学习兴趣做出了热切的回应和鼓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仍然有一些思想的翅膀在黑暗中振翅高飞,追寻着微弱的星光,我听到他们的羽翼在奋力鼓动,不禁感慨万千。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在非西方的世界中,还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年轻人会对高度形而上的异族思想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耐力,这些思想越是艰深晦涩,就越是呈现出巨大的诱惑力。”艰深晦涩的思想之所以呈现出巨大的诱惑力,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绝对精神,对人类有着必然的感召力。因此,我把《精神现象学》和《句读》,都当作是在绝对精神的默示下产生的,从而抱着极大的信心去体验、领会。听黑格尔哲学讲汉语,体验绝对精神的默示,这是我对《句读》的第一个体会。

然而,阅读《句读》不仅是阅读汉化版的黑格尔哲学,也是在阅读邓老师的哲学。邓老师曾说过他的哲学是“活出来的”。邓老师带着他全部的生命体验、精神成长体验来讲解黑格尔,这就不再是置身事外的知识传授,而是精神本身活生生的表演。因此可以说,阅读《句读》,就是在体验精神成长的魅力。

邓老师说:“阅读《精神现象学》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成熟的过程,也是一种回忆的过程,如果对某些精神你曾经走过,那么就是你的回忆,如果有些精神你还没有达到,那就是你的开拓,那就是你的成熟”。

如果阅读过邓老师的其它著作,就会发现,他以自己的经历为我们做了精神成长的见证。

时代夺去了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上高中的机会,但阻止不了他精神的成长。他下放到江永县时,除了带上几本课本,还“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日记本”,准备一边劳动一边学习。1971年的春天,他“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啃起了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他的收获是:“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王国里漫游过后,虽然我并没有像老黑格尔所期望的那样,发现一位玩弄‘理性的狡计’的上帝,但却真实体验到了人类普遍精神的思想活动那渗透到每个人内心的巨大力量,即理性的力量”。那几年,他“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还读完了黑格尔《小逻辑》和《历史哲学》。在1973年写的一篇散文《故乡的坟》中,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显示出他精神成长的决绝:“在夜的时候,我将变做无声的鸟,在淡紫色的星光下,飞到人的屋顶上……我将索然无味,在东方发白之前,飞入漆黑的夜空”,读到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密涅瓦的猫头鹰在起飞,“是的,这是坟。这儿也有许多野百合花、野蔷薇的,但是这是坟。我把自己埋葬好,然后告别。”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话:“精神已经跟它旧日的定在与表象世界决裂,立足于使它们葬入过去的概念并着手于自身的改造工作”。他的精神,已经孕育出“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力量,那时他25岁。

这个成长着的精神37年后,以逐句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式,宣告了他的成熟。在读《句读》时,我的脑海里既琢磨着绝对精神的成长历程,又琢磨着邓老师的精神成长历程,前者是绝对精神的存在,后者是绝对精神的存在者。借着这个活生生的存在者,我窥到了存在。这是一种对绝对精神的双重体验。相信有很多读者也会有我这样的体验。我想,《句读》的魅力也正在这里。

精神的成长和成熟,使邓老师具有一种时代感和使命感,强烈且独特。他自觉地把这个时代视为他自己的时代,自觉地承担起他的哲学使命。

在讲解黑格尔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 这句话时,邓老师说:“黑格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时代意识”。这其实也是邓老师自己的写照。他说:“康德和黑格尔处的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相似之点”,“德国古典哲学对我们今天来说最现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相通。因为他们处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相通,当时这些哲学家所发出的呼吁、所做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启发性、最有教益。”

在《思想自述》中,邓老师曾这样说:“我为这个时代而振奋、而呐喊,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它是我的时代,它必须、也必将造就它独特的成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时代。”这是我读过的邓老师话语中最激励人心的话。这和黑格尔强烈的时代意识如出一辙。绝对精神启示着、激励着精神成长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处于哪个年代,都能意识到这是“我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并产生强烈的使命感。

邓老师说:“我现在搞哲学也是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就是讲,我们这个民族到了今天了,下一步,肯定是这个方向。当然不是有意的,一种感觉,我在这里搞,其实就是代表中国人在这里搞”,“有种这样的感觉,不是为了要承担什么义务,觉得有个使命在这里” 。“我觉得我现在干的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味。如果是别人也可以做的,就没有味了” 。

邓老师说:“在哲学上,我历来是一个典型的‘西化派’或理性派。这不是由于我的专业是德国古典哲学,而是由于我自身的长期底层生活,使我痛感中国缺乏理性精神的病状,就连我当初决心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想要对现实社会施以疗救”。

正是出于这样的使命感,邓老师的《句读》就不仅仅是要解读黑格尔,而是同时要解读黑格尔思想所赖以诞生的西方文化。他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几乎可以看作整个西方文化内在深层结构的一个综览”。

的确,这本书表征了西方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训练,这种自我训练成就了西方文化,推进了人类文化。邓老师常常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阐发书中的要义,他说:“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理解读黑格尔,同时还带有我历来所主张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审和自我批判的意思。这种自我批判并不一定是说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好、更先进,而是想让国人体会到我们自身文化基因中的缺环,以应对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文化时所遇到的困境。”

就我自己而言,通过阅读邓老师的书,确实体会到了我们自身文化基因中的缺环,因而具有了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勇气。我不再习惯性地以自己有限的精神现状去讥笑绝对精神,而是学会努力从绝对精神的视角来打量自己的精神现状。邓老师指出,《精神现象学》是一种训练,“它是对人的精神的一种反复的打磨和激发,反复的折腾”,“看黑格尔体系很累人的,就是说你要去经历,你要去自己走一遍,他带着你走一遍,你才能够真正把握它的事情本身”,“其实,马克思也是这样读的,虽然他认为那些‘醉醺醺的思辨’、神学的呓语都是很令人反感的,但是,他还是很有兴趣地读了”。邓老师认为:“真正能够读懂《精神现象学》的、完全把握了的,除了马克思之外,至今还没有”,“如果不研究‘原版’的黑格尔哲学,也就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现象学》不是仅仅训练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是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性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教养’”。这些话是邓老师自己的阅读体会,对我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使我面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浩瀚大海时,跃跃欲试,而不去想能游多远。

阅读《句读》,除了体验到绝对精神的默示力量,体验到精神成长的双重魅力,我还特别感受到邓老师是如何做学问的,以及他做学问的终极目的。

邓老师做学问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有碗饭吃就能做学问”,二是“沿着兴趣做学问”,三是“抓紧时间”。

先说“有碗饭吃就能做学问”。这是条件,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方法,那就是吃饭是做学问的第一步。朋霍费尔有言,吃完饭后,看到的世界也变了。

邓老师在《句读》的第一次课上就说:“作学问是要在一个地方坐冷板凳十几年、几十年,没人打搅,这才作得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搞运动了,你只要真正作学问,没有问题的,甚至你也可以做到衣食无忧,虽然不能说发财,那个不是作学问的人想的事情,但是你至少可以有碗饭吃。有碗饭吃就可以作学问了” 。

邓老师认为发财不是作学问的人想的事情,这倒不是说他认为财富不好,而是认为还有比财富更好的东西。一旦有碗饭吃,就要去追求那个东西。

我们可以从邓老师和残雪的对话中窥见一斑。邓老师说:“要把生活变成思想,变成思想的冲动,把生活的冲动变成思想的冲动。或者是反过来,把思想的冲动变成生活的冲动。”残雪问他:“你讲这是理想呢还是功利?”邓老师回答说:“已经超越了,这是我们要搞的事,我们已经把这种理想当成我们最大的功利了,你要活得划得来,要值得。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达到最大的功利,让巨大的财富都抵不上他的一根毫毛那样的功利。”巨大的财富都抵不上他的一根毫毛,这是何等的富有,何等的崇高,又是何等的满足!

接着说“沿着兴趣做学问”,我意识到这真是做学问的秘诀。

邓老师在接受《求学·考研》杂志访谈时强调“要沿着兴趣做学问”,那篇访谈文章的题目是“沿着兴趣一路开花结果”,太形象了。研究黑格尔,开讲《精神现象学》,都是因为这是邓老师的兴趣所在,而且是他最有兴趣的事。他在第一次《句读》课上就说:“现在考虑到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今年(2010年)我已经62岁了,我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我最有兴趣和最有体会的事情上面。现在人家都说我是专门研究康德的,但是我自己感到自己最有体会的还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这是连着的,如果继续在康德里面泡下去的话,那么我最有兴趣的事情就完不成了。所以我就下决心暂时放下康德解读,当然放下不等于说就不搞了,不研究了,我以后还要写这方面的文章,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讲课我就暂时放下了,就开始转向对黑格尔的句读。”他这一下决心,就有了500多万字的《句读》,确实是前无古人。沿着兴趣一路开花结果,结出了如此丰硕的果实!

还有第三点,邓老师讲的“抓紧时间”。这句话太普通了,但从邓老师口中讲出来,凝结着他做学问时深切的时间体验和生命意识。我把这句话视为学者在时间运用中需要遵循的“绝对命令”。仅在各卷《句读》的后记中,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邓老师对时间的珍惜。

第1卷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本卷虽然只讲完了《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但字数已超过了50万字。一想到后面还有九卷等着我去整理加工,就不免有‘任重道远’之慨。看来得抓紧了,时不我待。好在身体还行。”

第2卷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明天就是除夕了。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加班突击,我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年前完成了这本第二卷句读。”

在第5卷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我必须再接再厉,尽快将全部句读整理出来,不单是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按时结题,而且是为了快马加鞭地奔赴其他等待已久的课题:这一辈子不会有宽松的时候了!”

在第6卷后记的结尾,他用极简练的语言记述母亲的逝世:“本卷快要杀青时,不幸我92岁高龄的母亲在长沙过世,我和妻子当天赶赴长沙,料理后事。母亲一生坎坷,九死一生,轰轰烈烈,晚年由我大妹照顾,无微不至,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去世时没有任何痛苦,一觉睡去,没有醒来。”邓老师几乎来不及抒发自己的哀痛,笔锋一转:“我常想,如果我能活到这个年龄,我想做的事情恐怕也就能够做得差不多了,只是后面的精力肯定不如现在,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效率,所以还得努力赶在前面多干点活。”

在第7卷的后记中他说:“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容得下我这般一心构造自己精神家园的怪物,本身就是时代的巨大进步。想到这点,我更应该珍惜我所生活的时代赠予我的这种千年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多做点有实质性意义的事情。”

邓老师的这种“抓紧时间”的精神,给我的不是触动,而是彻底的震动和推动。我终于看出,在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中,到处是时间的漫掷闲抛,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时间浪费。

邓老师感叹他“这一辈子不会有宽松的时候了”。他如此马不停蹄地做学问,固然是兴趣所在,但选择这样不宽松的人生做为一贯的兴趣,毕竟让人难于理解。从传统儒家的忧国忧民情怀来讲,似乎可以理解一些,邓老师自己也说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但经过了绝对精神洗礼的他,显然深知儒家理想的局限(结构性自欺、无自由的意志),靠这种理想是无法为做学问的兴趣提供纯动力或者说终极目的的。

那么,邓老师做学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为了荣耀精神,为了对抗罪。

邓老师不相信上帝,但由于对基督教的研究,他对上帝非常了解。他说“不想当上帝的哲学家不是好的哲学家”。在谈到自己新译《精神现象学》的体会时,他指出:“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难点是对西方宗教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的理解。国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各家各派历来都对西方的宗教不以为然。我们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对西方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研究一直是最为薄弱的。而没有对基督教的深入理解,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也不可能到位。我在句读和翻译过程中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和大量的精力。”

邓老师对黑格尔的上帝(绝对精神)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把“绝对精神”视为人类具有的无限的、永恒的、崇高的精神信念。他的学术研究是思想与生活的相互转换,即把思想化为生活,从而拯救世俗,把生活化为思想,从而荣耀精神。他曾说:“我觉得,一本学术著作在作者此生能否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值得为此付出汗水和劳动。这种价值从本质上来看,应是超越时代、国界和个人生命的。这就是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名义所表达的对人类精神价值之永恒性的信念。仅就这种超然于有限事物之上的崇高信念而言,我愿与黑格尔认同。”

因此,我觉得,邓老师是把他做学问看作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和礼赞,或者简洁地说就是要荣耀精神。

荣耀精神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对罪的恐惧,要对抗罪。当然,这也只能从基督教的意义上来理解。

邓老师在和残雪的对话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懒惰就是沉湎于这种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轻松,这就是犯罪了。中国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罪,中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境界。有闲,就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赏花,看天,这也是一种高人的境界。基督教认为是一种罪,上帝给了你这种能力你不用,把它荒废了。” “你像我每天做事,每天写了一两千字,两三千字就觉得很满足了。但是如果这里那里扯去了,一天白过了,心里很不舒服。痛苦是一种触动力,至少是反面的动力,就是你害怕痛苦,所以你就要放肆去追求,放肆去做事。”“西方人就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这个生命的痛苦,不做,就等于白过了,不做事就等于是浪费生命。就像那一段生命死掉了一样,面对死亡。这种动力是很强烈的。”由此我们可以全面理解邓老师做学问的动力了。

荣耀精神,对抗罪,是邓老师做学问的终极动力。这就是我对《句读》的第三点体会。

结语
精神的默示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完整的,又都是未完成的。我们无法穷尽绝对精神,无法把它封闭起来,它永恒地开放着。因此,10卷《句读》是完整的,正如《精神现象学》是完整的一样;10卷《句读》也是开放的,正如绝对精神是开放的一样。对于颇受诟病的黑格尔的封闭体系,邓老师为之辩护说:“黑格尔兴之所至,一不小心搞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是在舍身炸碉堡啊! 我们真应该佩服他的勇气,他未必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但他敢于让你们去推翻他,他也有得让你们推翻的,比起那些乡愿之徒来,他倒是个自由人。”能想出“黑格尔炸碉堡”这个新奇的比喻,恰恰表征了邓老师自己奋力奔赴绝对精神的那种勇气。在《句读》第1卷的后记中他说:“当然,我深知言多必失,在这么大一项工程中出现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只能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希望听到各位方家的批评”。邓老师反对乡愿之徒的谦虚,不怕“言多必失”,而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炸精神现象学这个“碉堡”。这和黑格尔的勇气如出一辙,足以给人带来彻底的激励。我很喜欢《句读》中邓老师评价黑格尔的一段话:“他把诗意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逻辑,你可以循着这个逻辑的线索去发现人的生命,发现人的激情,发现人的精神,发现上帝的足迹……所以我们更看重的不是他最后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而是他这种创造的激情。他虽然不是上帝,但是他努力追求了,他追求自己成为上帝,这个就很了不起,在过程中间他有很多收获,最后这个体系我们可以不管他。”在我看来,这也是邓老师的夫子自道。作为一个由衷地崇敬邓老师、喜爱他著作的读者,我只想说,能和邓老师同处一个时代,目睹这一“从天而降的异象”,体验绝对精神的历程,我感到非常满足,在心里深深地感谢邓老师。

另外,作为读者,我也特别想谢谢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伟珍女士。邓老师的许多著作,责任编辑都是她。她的辛勤劳动,使我们读到了这么好的书。还想谢谢人民出版社的设计师吴燕妮女士,她为这套《句读》的封面设计以及为邓老师其它著作所做的封面设计,我感觉非常好。这倒不是爱屋及乌,因内容而喜欢封面。我是学平面设计出身的,看到同行这么好的作品,禁不住就想赞美一下。同时想说,能为邓老师的书做封面设计,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
(本文发表于《德国哲学》2018年下半年卷,第35-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为学园公众号读者阅读顺畅,删去了引文脚注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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