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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也拟疏狂

邓老师近文:我与儒家(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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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8 13:4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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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儒家

邓晓芒


[提要]1、我批判儒家,但我也是儒家,我是一个否定儒家的儒家,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中所有那些反儒家和批判儒家的人也是。2、我对儒家的批判是具体批判,但抽象继承,是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鲁迅的具体批判法的统一。3、我主张在西方弘扬儒家,在中国批判儒家,看起来是“双重标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有自我批判精神才能进步。



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与儒家学说的交锋就没有断过,这其中包括在著作和文章中对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展开批判,乃至于在学术杂志上连篇累牍地与儒家学说捍卫者们展开你来我往的反复论战。而用来批判的参照物,则是西方哲学和文化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则,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纵观30多年来的国内学术界,在公开进行与传统文化、主要是与儒家文化的论战的人中,我恐怕要算是数量最多、连续论战时间最长、批判最猛烈的了,因此在学者群中似乎已获得了“西化”、“偏激”的定评。不过,也有一些眼尖心细的人、包括同行和学生都看出来,并且直接向我说出来,即我本人其实骨子里奉行的还是儒家的做人原则,这不光是指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而且是说,就在我大力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也是本着儒家精神在尽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责。对此我自己从来都不否认。我曾经公开说过,如果不是秉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作为一个学者我也许会更倾心于对宇宙太空的科学探索,这本来是我儿时曾经有过的志向,它出自于对大自然奥秘的强烈好奇心。正是由于在青年时代十多年的底层历练中,命运将我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才使我的思想关注点转向了国是民瘼,从而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甚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两千多年的国度,一个现代学者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止是一个思想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这种几千年一贯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价,至少这是一个谁也摆脱不了的客观事实。

这就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到底和儒家是什么关系?如何定位这种关系?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谈一下,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一、一个原则:自否定

根据我所提出的“自否定哲学”,真正的自由体现为自否定原则。[1]所谓“自否定”,就是一个东西自己否定自己,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但由于它是由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不是由于外来因素的强迫,所以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取消,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提升了自己的层次。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儒家文化,则可以说,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进入一个自否定的程序,才能保持自己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这样的原理: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我认为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传统作过如此的定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打倒孔家店,或者让自己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迎接“西化”的洗礼。即使有的人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全部不行,必须有所保留、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他们总体上都自认为已经超出儒家思想的局限,已经完全是立足于世界潮流和新的标准来看待儒家思想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曾经在《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2]中谈到,不论是五四启蒙还是80年代启蒙,“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中国的启蒙者从来都没有真正超出儒家的樊篱,而是以几乎天生的儒家的眼睛在对传统儒家作出挑剔和取舍,乃至加以全盘抛弃,而这种态度仍然是儒家的。

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与五四以来的这些批判儒家的儒家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呢?当然不是。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是不自觉的,而我是自觉的。例如,鲁迅就自认为自己受庄子和韩非的影响很深,但却否认自己也受到儒家的影响。[3]其他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也都急于撇清与儒家的关系。但是,当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全新的“新青年”、“新的女性”等等的时候,他们恰好把自己的儒家化的理解渗透进他们引进的外来文化要素里面去了。我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曾指出,五四知识分子所谓“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周作人语),其实并没有吃透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髓,甚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为道家放纵才情的狂士风度和儒家的博施济众的“圣人主义”的冲突。[4]当然,我指出他们在骨子里浸透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的基因,并不是表明我自己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超越这种基因的限制,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我们不能完全脱离儒家的眼光,但我们能够使这种眼光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超越于它在具体事情方面的各种局限性,并且始终意识到这种儒家眼光仍然是有其边界的,需要不断反思和突破的。

因此,另一方面,这种眼光也不同于儒家保守主义的故步自封、自满自足和自我标榜,而是类似于一种“原罪意识”,并从这种原罪意识中萌生出一种自我拷问、自我悔改、自我改进的动力。例如,海外新儒家力图在儒家框架里面容纳进西方现代社会通行的各种价值要素,以这种方式呈现儒家文化的几乎是无限的包容力,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看到儒家文化从骨子里具有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构上的冲突,或者说具有颠倒的结构。也许只有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文化的“自我坎陷说”,[5]才意识到这种不可相容的颠倒结构。但可惜的是,牟先生的自我坎陷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批判,而是在儒家文化价值标准的既定前提下,出于时势的压力而制定的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暂时的容忍,因此在道德上具有负面价值,只不过为了最终目的而退让一步罢了。与此相反,我所说的“自我否定”则本身具有道德上的正面价值,不是为了更好地恢复旧道德,而是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道德规范。这种新的道德规范把忏悔意识也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要素包含在内,因此在道德上是“可持续发展的”,而这是牟先生和其他海外新儒家所不具备的。“自我坎陷”并不是自我忏悔,而只是实现儒家既定理想的现实手段。[6]当我承认“我也是一个儒家”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自豪和夸耀的事,而是含有一种痛苦的自省的,我意识到我所跳不出的这个限制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所带给我的,而这种自省则是对这种限制的一种撞击和突围。我的儒家自否定的立场表达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能动性。

因此,这种自我超越、自我否定的能动性就离开儒家思想的原点,把浑然一体的儒家思想划分成了两个层次,从而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立体化结构。这就是下面要讲的双层视角的结构:“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结合。


二、双层视角: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


上个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论者一般都认为,冯氏抽象继承法是和毛泽东的批判继承法唱反调的,是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冯友兰在后来80年代回顾这段争论时说,其实抽象继承法和批判继承法并不矛盾,后者是继承什么的问题,前者是怎样继承的问题。[7]但问题是,冯先生一开始就把这两个问题弄混了,他从儒家学说中区分出两种内容,有一种是带有抽象性质的(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另外一种是有具体所指的,我们可以继承抽象性质的那一部分,而批判具体的那一部分。但他后来毕竟意识到这两种方法并不是针对儒家学说中两个不同部分的,而是对同一个对象采取“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两种不同态度的问题。

我比较倾向于从后面这种意义上认可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但需要作出更深入的解释。的确,抽象继承法不是探讨“继承什么”,而应该是探讨“怎样继承”的,它不是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哪些概念和命题应该抽象继承,而是在儒家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中,撇开它们在当时所意指的具体内容,而重新赋予这些概念和命题以普遍性的含义。这些含义已经超出了儒家伦理所意指的范围,如果用这些含义来解释儒家经典,往往会被儒学家斥之为“不懂”、“未吃透”。例如冯先生讲的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是有自身本来固有的含义的;如果用他所重新解释的那种意思来讲(“凡是学习一件事都要反复温习”),就会被传统儒家视为曲解,甚至望文生义、外行。所以,抽象继承法所继承的命题并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而是具有今天更带普遍性的内容,也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普世价值可以涵盖儒家价值,儒家价值却不一定能够涵盖普世价值,但儒家价值里面可以具有普世价值的成分,或者可以作普世价值的理解。只不过儒家伦理通常在这些本来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上覆盖上了狭隘的具体内容,限制了这些原则的普世性,有必要通过某种“现象学的还原”将这些被遮蔽了的内容还原出来(去蔽)。

举例来说,当我以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关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时,我意识到这种关注不是为了给当权者提供政策方略,而是一种启蒙的手段;这种启蒙也不是为了实现“强国梦”,而是为了让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性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而不拖其他民族的后腿。作为中国人,我只能以这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话语来逼近这种人类普世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无法自豪的局限性,它至少看上去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强盛。美国人为什么不鼓吹强国?你可能会说他们本来就是老大,不需要鼓吹。但是德国人呢?他们现在不但不鼓吹强国,反而随时警惕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其他西欧国家也不像我们这样充满危机感,似乎国家不强大就会受人“欺负”。又比如,“仁者爱人”这一命题,如果要使它具有“博爱”这一普世价值的含义,首先就必须使它超越“四端”的那种情绪化的冲动和“爱有差等”的世俗等级规范,而立足于每个自由意志的理性的逻辑结构。而“仁”这一范畴就不再被解释为以“孝”为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而是颠倒过来,它本身成了孝悌之所本了。对诸如此类的一些儒家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重新解释,就是对儒家学说的一种“现象学还原”,即还原为它们的“事情本身”。其实,它们当初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赞同,被认为合乎人的本性并带有道德的光环,正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穿上儒家衣装的普世价值,但由于这种衣装的遮蔽和喧宾夺主,其中的普世价值反而被认为是对儒家学说的曲解了。而在今天要把这一还原工作进行到底,就必须贯彻“具体批判法”。

所以与上述“抽象继承法”相对并且相辅相成的,并不是什么“批判继承法”,而是“具体批判法”。对儒家学说我们不能具体继承,而必须抽象继承;而只有经过具体批判,才有可能做到抽象继承。所以具体批判法就是抽象继承法的另一面,它们是二而一的。如何具体批判?就是要用抽象普遍的原则来批判具体的内容,揭示出这些具体内容违背了它们所标榜的抽象原则。在这方面,鲁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仁义道德当然是好字,鲁迅并不是要批仁义道德;但他说字缝里面满本写着的是“吃人”,这就是具体批判了。所以,鲁迅批儒家的着力点,并不是说它所标榜的那些仁义道德本身不好,而是说它打着道德的旗号吃人,是口是心非、伪善。儒家伦理最大的问题就是伪善。伪善在哪里?就在于它所说的话抽象地看大都是好话,那么合乎情理,近乎人情,以至于今天人们说它是“以人为本”甚至“人本主义”的;但实现出来却是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所以就连清代儒者戴震都斥后儒为“以理杀人”。不过,鲁迅也好,戴震也好,他们对儒家的具体批判是够激烈的,但是抽象继承方面却不得要领。就戴震来说,他以人之常情常欲来对抗天理,这仍然是一种具体继承,因为儒家、包括宋明理学本来就是从人之常情、百姓日用来理解天理的,这种批判只不过是在儒家划定的具体范围内部转圈子而已。就鲁迅来说,他已经是用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理论的框架来批判儒家伦理的虚伪性了,但他对这种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解仍然是不到位的,并未完全超出儒家本身可以具体接受的传统范围(儒道合流或互补)。鲁迅只在一点上是真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这就是那种浸透进骨子里的忏悔精神和对内心灵魂的阴郁的自我拷问。但他对此并无自觉,反而觉得这是自己的一大缺点,属于自己性格上的毛病。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太黑暗”,甚至害怕自己的那些“有毒”的思想会危害了年轻人。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我所主张的抽象继承法,和前人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主要是已经在这些抽象原则里面融入了西方近代哲学和基督教文化所揭示的普世因素。当然,我们是用汉语来思维和写作的,在汉语中本身就已经积淀着传统文化的血脉;而当我们用这些汉字来翻译西方文化的典籍时,我们也只能用这些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来解读西方文化最深奥的哲理。然而,这并不会完全阻隔两大文化的互相理解,只不过需要时间的磨砺,更需要思想者的努力运思。我不敢说自己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运思就完全到位了,但至少,我已从中看出了某种超出儒家文化范围之外的新的理论天地和思想资源。但由于我仍然只能采用儒家文化所使用的这些汉字、这些用语和成语、这些命题来解读西方文化的经典,所以这种解读就成了对传统文化乃至于儒家文化的一种抽象继承。基于一般语言文字之上的这种抽象继承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与不同文化的沟通,因而本身就具有普世性,在这种意义上,儒家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本身就可以表达普世价值,如“仁”、“义”、“良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然而,如果没有经过具体批判,即使这些可以用来表达或翻译普世价值的概念和命题,也很可能成为鱼目混珠的赝品。[8]

与此相应,我所主张的具体批判法也就与以往的具体批判有了本质的不同,这不同就在于,它不单纯是摧毁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思想文化中对儒家伦理的具体批判就从未中断过,最早有道家和法家的批判,后来还有佛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是摧毁性的,即批判过后并没有一种新型的道德原理建立起来,而是一片狼藉,还得由儒家道德来收拾残局。所以弄到后来,中国文化被弄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甚至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局面,在现实中则成了儒内法外、儒表法里、王霸之道杂之的政治实用主义。而从理论上看,儒家思想日益堕落为了一种工具论的价值虚无主义(“半部《论语》治天下”)和虚伪的说教,而这反过来又给传统的具体批判提供了口实。所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对儒家学说进行具体批判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谁都可以用现实生活的实例以及道学家们的口是心非对儒家学说大张挞伐,以天性的“痞”来对抗教条的“伪”。我的具体批判法则不同,它应该是有抽象继承法作为批判的标准的,而这种标准又是以儒学的抽象命题为中介而从西方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能够从中提炼出来,正是因为西方近代普世价值具有超越民族、种族或文化的普遍涵盖性的缘故。因此这种批判将一改过去批判的单纯否定性和破坏性,而可以希望对于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有切实的提升。这是对于儒家学说的真正的“扬弃”,或者说是儒家学说的自我扬弃。


三、双重标准:中西文化境域中的不同取向


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一个战略性的蓝图,称之为“双重标准论”,即根据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在中国必须大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引入西方现代价值;相反,在西方则有必要积极批判西方传统文化,而引入东方或中国文化的要素。[9]对此,我至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所谓双重标准在逻辑上似乎是不能成立的,但在现实中,这实际上恰好是单一标准的两种不同体现,这个单一标准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因此表面上的逻辑矛盾其实恰好是逻辑上贯通的。去年杨效思博士来武汉大学和我对谈,他在美国20年了,任教于美国多所院校,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家哲学》。他说他就是看不惯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太自信,而中国人又太瞧不起自己的文化,所以要找一个“平衡”,要弘扬中国的家哲学。我说你这本书比较适合于在美国发表,在中国发表反而是制造不平衡:你在美国批西方文化,在中国还批西方文化,这有什么平衡呢?只有在美国批西方文化,在中国批中国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平衡,对两边都有好处。所以,根据不同的语境提出不同的文化标准,这才是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不看场合而一味地鼓吹(或者贬低)某种文化,看起来好像立场一贯,其实倒是真正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即认为美国人需要自我批评,中国人则不需要,而要自我表扬。

我唯一觉得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并列起来看,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历史未来的发展着眼,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可能成为两个永远对峙、对等、半斤八两的文化实体,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趋势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在今天并不只是代表欧美白人的一种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载着普世价值的一种上位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本身不能自外于普世价值,最终将归附于目前由西方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之下。所以西方文化对自身的批判也好,对东方异民族文化以及非洲、澳洲等部落文化的吸收也好,与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在他们那里,这种吸收只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完善和补充,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种生死攸关的历史选择。换言之,西方固然需要向中国文化学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不是根本性的,而是锦上添花式的;而中国更有必要向西方学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革命性、颠覆性的,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当代的困境提供绝对必要的前提的。所以这里有种不对等性。

这样一种不对等性,就导致了对中西文化双方融合的一种基本判断,就是西方文化吸收异文化必须在自身已经形成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普世价值是超越于白人基督教文化的范畴而能够惠及各种不同文化的,是唯一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一元平台;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来发展自身固有传统文化则必须立足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而不能以这一既定文化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因为它本身不具有容纳西方文化的“雅量”。现代新儒家往往有种错觉,觉得儒家文化既然博大精深,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共同基础,实现儒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的理想,甚至用来拯救西方文化的“没落”。他们往往举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在经济上腾飞成功的事例来证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把其他文化纳入自身为我所用,作为推动自身文化复兴的环节。但他们没有看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就正是在把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作为立国之本的前提下,为自身固有文化开辟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的结果,没有这一前提,他们自身的固有文化除了陷入无休止的“窝里斗”外,是没有办法健康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当代新儒家只有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才能获得自身健康发展的土壤,而反过来,如果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引进西方的东西,最终只能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阉割。这也是我主张在西方可以弘扬儒家文化的学理依据,因为西方具有弘扬任何异文化的普世价值基础,具有宽容精神和多元并存的共识,而中国目前还没有。中国人要真正弘扬儒家文化,只有等到普世价值在中国扎下根来以后,而在目前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正是为了能够让普世价值在中国成为共识,从而为弘扬儒家文化提供条件。至于以儒家学说去“拯救”西方文化,这种想法太夸张了,无异于痴人说梦。儒家学者至今拒绝“普世价值”,说那是西方来的,也正说明了他们的狭隘眼光,以这种眼光,与人家相处尚且不易,如何能够拯救人家?儒家在今天想要获得西方人的好感,也要学会谦虚一点,表现一点古之儒者的温良恭俭让的风范,自觉地作为人家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才能得到人家的尊敬,否则就会像“孔子学院”在西方社会中那样,一表露出说教姿态就令人生厌。

正是由于儒家文化没有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所以它在意识形态上注定是只能“独尊”、而不能容纳多元的,它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促成的也只能是专制君主和绝对皇权。儒家学说在今天虽然想借西方多元论而谋得一席之地,但其隐秘的目标仍然是“天下定于一尊”,并且笃信“一山不能容二虎”的霸权主义。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强国梦的最原始的表达。当然,由于世界局势的限制,他们现在更加强调要“和平崛起”,并且公开宣称“不做老大”、“不称霸”,但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一种“韬晦之计”。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皇权意识根深蒂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没有做成老大、实现“一匡天下”之前,是死不甘心的。像今天欧盟那样的契约联盟,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宁可对于任何国际结盟行为都用“阴谋论”来解释。所以我提出的双重标准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只能理解为要么儒家价值一统天下,要么是西方价值统治天下,两者势不两立。这就是我断言儒家如果没有西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作为基础就注定不能在今天得到健康发展的原因。


总之,我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定位,从主观安身立命来看,我是一个自否定的儒家,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来看,我主张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的统一;从儒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来看,我持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标准论。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1] 参看拙文:《“自否定”哲学原理》,载于《实践唯物论新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2] 载拙著:《启蒙的进化》,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参看第33页。

[3] 参看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卷,第285页。

[4] 参看拙著:《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5] 参看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载于《牟宗三先生全集》,台湾联经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6页。

[6] 对牟先生的这一批评,可参看拙文《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关于自我及“心”(之四)》,载于拙著《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尤其参看第237页。

[7] 参看高秀昌:《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再认识》,北京日报201378日。

[8] 对此可参看拙文:《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9] 参看拙文:《文化的传授、学习与反思——略评杜维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载《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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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8 20:04:42 | 显示全部楼层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是否定儒家的儒家,进而认为其他那些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邓老师的这个表态,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首先,那些儒家知识分子是坚决不会认可这个提法的。其次,我作为邓老师的追随者也不认同邓老师这个态度,不管邓老师从哪个角度来表达,这都是一种妥协和退让。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具有救国救民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难道是儒家的专利吗?儒家知识分子只是具有救国救民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群中的一员而已,救国救民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不是儒家的专属物,不是儒家的专利。具有救国救民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群总数是大大超过儒家人数的。世界上无数与儒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这些品质,这是作为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实现更好地生存而具有的普遍本性,不是哪一个人,某一个群体,哪一个学派的专利,而是共同体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些品质,欧洲的也有,美洲的也有,非洲的也有,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有,理工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有,农民也有,工人也有。因此,邓老师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在自己头上安个儒家的名号,不管这个儒家是个什么样的儒家。救国救民,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人的真善美的一种表达形式,尤其是善的社会表达形式,这是人的一般性存在,是属于所有人的。从特殊性看,这些内容一定会以某些特殊的载体获得强烈的表达和凸显,比如通过儒家知识分子。但不能说具有这些品质就一定必须是儒家,有这个必要吗?
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区别是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加接近于普遍人性,更加真实地反映普遍人性。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已经表明了中国人在不断地接近普遍人性,尽管很多人不承认这个变迁,但历史已经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变迁,普遍人性正在中国大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个变迁一定会进行下去的。而意识形态,不管以什么方式存在着,只是一种特殊存在而已,这种意识形态与另一种意识形态,只要它能接近普遍人性,那么,对人来说,有不可撼动的实质区别吗?普通人的最大特点是默默地在背后摧毁违背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空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普遍人性的真理。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要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待普遍人性的态度,知识分子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是把它当做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普遍人性。
站在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立场上,非要给自己安一个儒家的帽子,有这个必要吗?

点评

邓老师之所以这样说,跟他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有关,咱们毕竟是中国人,不管怎么说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不是你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这是事实,难以否认啊。我们说的话,用的词很多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创造的,   发表于 2015-4-1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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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2: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之魂 发表于 2015-4-18 20:04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是否定儒家的儒家,进而认为其他那些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

据说他老人家18日晚在武大教5非多报有一个讲座,在讲他跟儒家之间不得不说的事。结果呢,按原博,他认为自己是个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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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2:39:34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之魂 发表于 2015-4-18 20:04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是否定儒家的儒家,进而认为其他那些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

和儒家妥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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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2:59:49 | 显示全部楼层
zbq 发表于 2015-4-19 02:39
和儒家妥协什么?

这些有太多的意蕴在里头。别的姑且不论,如果从是像鲁迅一样的对自我更深入解剖、反思的角度去理解,是否可以看作是邓老师对自己的更深层的“批判”,而不是妥协退让。而这正不是“儒家”可以达得到的层次。儒家的原罪与宿命,或曰人性的悖论,无处遁逃,这才是一种莫大的悲催。                                                                  邓老师并不想去取消这种“矛盾”,这是否也正是“此儒家”与“彼儒家”的区别:彼儒家意识(反思)不到他自己的“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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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3:4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影是 发表于 2015-4-19 02:59
这些有太多的意蕴在里头。别的姑且不论,如果从是像鲁迅一样的对自我更深入解剖、反思的角度去理解,是否 ...

跟儒家经典进中学也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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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9:55:33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之魂 发表于 2015-4-18 20:04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是否定儒家的儒家,进而认为其他那些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

群己权界,你谈到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关,这里面的关系不是太明晰。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如果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本内容出发,而不是从目前国内意识形态教育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恰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虚幻性,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土壤,随着社会土壤的变化,意识形态也在变化,所以,儒家思想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变化其叙事方式和叙事内容,必然被社会淘汰。任何人都要受到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人都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中,语言方式必然受其影响,甚至就使用该语言方式,但这能证明该人就信奉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属于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必须被安个这个意识形态的帽子吗?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与创造者已经没有关系,维特根斯坦讲语言是公共,不存在私人语言。我们的文化非常欠缺一个训练,就是分析哲学的训练或者说自然科学思维训练,这些训练带来一个最大好处是,可以明确指向对象,而不是模糊对象和混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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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09:58:22 | 显示全部楼层
zbq 发表于 2015-4-19 02:34
据说他老人家18日晚在武大教5非多报有一个讲座,在讲他跟儒家之间不得不说的事。结果呢,按原博,他认为 ...

邓老师可以讲他如何受到儒家影响,但没有必要非要给自己也安一个儒家的帽子。受其影响与是其,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一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如果我们都是其的话,我们就忙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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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18:43:48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

理论灰,看得破,忍不过,儒家此岸未绝望,彼岸怎登?
生活青,算得到,做得完,先生今生有否定,来生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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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19:07:42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

去蔽启蒙,任重道远,千年无意识,睡狮未醒。
互补批判,生死攸关,一朝悟自觉,潜龙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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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22:33:57 | 显示全部楼层
没什么值得关注的新东西,早前文章里都谈过。传统经典文献一个字不读都不会对现在生活有任何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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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9 23:24:13 |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之魂 发表于 2015-4-18 20:04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是否定儒家的儒家,进而认为其他那些批判儒家和反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 ...

自由之魂竟然也没读透这篇文章~

点评

说说怎么叫读透了  发表于 2015-4-20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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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10:16:29 | 显示全部楼层
并没有什么妥协,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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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13:46:38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先生说他自己是个儒家,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内圣外王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邓先生的学术活动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不过,马克思主义也是“内圣外王”的——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来看。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取代儒术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有着历史必然性。而儒家内圣外王和马克思主义内圣外王的区别,邓先生似乎没有没有说明白,其实,自否定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东西,儒家是从来没有的,邓先生坚持自否定,从根本上来说,和儒家是水火不容的,邓先生企图蒙混过关,混进儒家,明眼人是不会同意的。

我认为用抽象继承法和具体批判法来对待传统文化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没有走出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的视野。邓先生提出了“双重标准论”,有一定的全球意识,但是还不够。现实是全球正在走向统一,现实需要能够解释全球所有文化、文明的哲学,这种哲学,我认为只有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马克思哲学是第一个面向全球的哲学。

站在全球的视野上,才能对中西文化双方融合作出基本判断:中国已经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一半,这个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中国已经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外围——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半,这个是由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完成的。因此,整体上来说,现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距是半步而不是一步。由于中国已经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一半,而西方文化则在排斥马克思主义,所以中国文化有反超西方文化的可能——中国如果完全融合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建立起新的全球性文化的话。

在全球性的视野下,对待传统文化,就不是抽象继承和具体批判的问题,而是重新解释,并且融合到新的全球性文化中的问题。

邓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因而是有内在缺陷的哲学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发展的主流,现代西方哲学是哲学发展的支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在这种观点下看,邓先生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新的形态,所以我认为邓先生站在当代哲学的最高峰上。所以,邓先生其实没有必要挤进儒家的行列的,不是儒家也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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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21:01: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nck 于 2015-4-20 22:26 编辑

邓老师认为自己也是儒家,我的这样理解是:邓老师批判儒家,但他又意识到自己身上有难以摆脱的儒气,就像鲁迅激烈的批判传统,却又意识到自己“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一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是无可奈何的事。邓老师并非要以儒家自居,而是要让自己清醒的意识到,他并非自外于自己批判的对象,从而在推进启蒙进化的过程中,避免像五四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居高临下启他人之蒙,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追求轰动效应。启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致力于自己给自己启蒙”(《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能宽容有担当,才能不断提高启蒙的层次。

点评

说得好,点赞。如你所言,中国大多的“知识分子”不明确知道“自己心里有鬼”。  发表于 2015-4-21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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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00: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而不是儒,把儒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认错了对象,儒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学派。先秦儒家没有哲学,只是一个政治学派,汉武独尊的儒术是政治上的儒家,而不是哲学上的儒家。儒家的哲学,是由董仲舒确立的,董仲舒由天推出儒家的家庭伦理、政治伦理,明显借鉴、模仿了道家——黄老的哲学。宋明新儒家的哲学,也是借鉴、模仿了道、佛而确立的。现代的新儒家,干的是刻舟求剑的活,儒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结构都没有了,作为政治学派的儒家已经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作为政治学派的儒家已经是空中楼阁,那么作为哲学学派的儒家更加是虚无缥缈了。所以邓先生批判儒家是批判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的。邓先生看不到儒家——作为政治学派的儒家已死的事实,和一批刻舟求剑的人谈论儒家的复兴或者说儒家的扬弃、自我扬弃,实在是无趣的很。邓先生自认是儒家,只能说邓先生没有走出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个怪圈——年轻时革命,年老了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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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06:5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

革命乎?自否定谁革谁命?谁知扬弃?先生荷戟独呐喊。
复古乎?新儒家怎复怎古?怎得重生?狂人夜读自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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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08:13:37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

不逃避,不放弃,上穷哲学史,下尽现象学,顶天立地,独立人格撼儒学。
不自欺,不谄媚,前思旧文化,后虑新批判,耀古烁今,自由意志撑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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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1:49:21 | 显示全部楼层
仔细看了上面各位的回帖,也与版主们在学园管理群中进行了一些讨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语言创新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
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这个观点,并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马克思也同时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作为范导性与现实性的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是对现实的再造。共产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质的替代,而且整个话语体系也实现了替代。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了西方哲学的精神,即哲学是来源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生活的,来源于生活不是对现有生活的解释,而是给现有生活重新立了一面镜子,这是一面新的镜子,是由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组成的。西方哲学尤其现当代西方哲学,创新新的哲学和新的话语体系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一直紧跟时代的脚步,为时代不断立着新的镜子。比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他们不仅是理论创新,而且话语体系也在创新。哲学再造现实、改造社会,必须借助于语言。没有新的话语,如何再造新人呢?所以,语言创新在整个哲学史中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
联系到孔孟传统,两千年来,语言话语系统几乎没有更新。为什么不更新呢?这与其产生有关。西方哲学产生的特点是再造现实,不是解释现实。而孔孟传统的特点是解释现实,因此它一定是对现实的巩固,这样的现实可以带来稳定和繁荣,但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新现实,不是再造一个新现实。所以,它的话语体系是不会更新的。
现在的问题是,就像上面回帖中提到的,现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化成为了主流,不变的后果已经让我们经历过了苦难。所以,如何对待孔孟传统?邓老师在文章中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这里无需再说。但有一个问题,孔孟传统的话语系统如果不更新,如何建立新的哲学,如何实现新的哲学对社会的再造,一个新的现实如何确立。
说一个题外话,德国哲学从康德以来,直到胡塞尔,一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但最近50年来,英美哲学和法国哲学却超越了德国哲学成为世界的主角,目前只有一个哈贝马斯在苦苦支撑德国哲学的地盘。英美的政治哲学,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最近50年来世界哲学的主流。为什么?哲学问题的转换和哲学话语的创新,是主要原因。西方哲学是由多个语言多个哲学传统组成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哲学河流,浪花最高的永远是那些不断创新,不断变化的。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的文化快乐和文化痛苦,马克思也讲过,人不可能不受自己传统的影响,这是问题的一面,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后人在开始自己的生活时,没有必要像基督教那样制造一个原罪背在自己身上。海德格尔讲,此在是本真性的存在,是自由的存在。萨特讲,纯粹意识是透明的,清澈的,具有意向性,这就是人的自为存在,就是人的自由。我们现在只要存在起来就行了,世界的意义是在存在起来中创造出来的,世界本无意义,因为有了此在要存在起来,有了纯粹意识要指向对象,才有了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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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6:23: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ba8688888 于 2015-4-21 16:31 编辑

也许:

陌上杨柳青,岁月轮回,白首难回,人权自由层次,儒者常自避自闭自蔽自毙。
晓园桃李红,时代凝滞,黑夜难滞,自在自为存在,先生总启蒙启梦启懵启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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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7: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哲学与社会的关系,黑格尔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马克思则进一步说: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的消灭。他们都主张思维能够而且必然成为现实,思维是主导现实发展的力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现实资本主义的一个替代,而是现实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是加速这个自然历史进程而已。马克思指出,语言不能够成为独立王国,现代西方哲学继承的是马克思之前的传统,即语言是独立王国的传统、逻各斯主义的传统。中国哲学的传统是,语言从来不是独立王国,而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这个和马克思哲学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哲学是从语言这个独立王国中诞生的,致力于消灭语言的抽象性即虚假的独立王国外貌的哲学,这种精神中国传统哲学是从来没有的,因为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语言根本没有抽象性——西方意义上的抽象性,所以,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下子接受不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在毛泽东思想上体现得最典型。

中国人要创造全球化的哲学,首先要理清自己的哲学传统。目前所有的中国哲学史,都是以马克思哲学之前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说中国传统哲学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辩证法,把中国的哲学传统硬塞进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去,实际上,都没有。我感觉到有必要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理清自己的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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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19:42:0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承认自己是儒家,也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我认为,这一明确的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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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1 23:06: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群己权界 于 2015-4-21 23:15 编辑
自由之魂 发表于 2015-4-21 11:49
仔细看了上面各位的回帖,也与版主们在学园管理群中进行了一些讨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哲学与社会 ...

    邓老师现在就在更新儒家(儒释道合流后的儒家)的话语体系啊,对其进行批判,就是想提升儒家的层次,以便适应现在社会生活。但邓老师立足于儒家才能进行自否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儒家就是为了和它拉开距离,否则只是他否定。
    自由之魂似乎对儒家反应有些过激了,咱们都受儒家的影响,这个是没法否认的,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前见”,我们要存在起来,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存在。而且儒家也不能说没啥发展,还是有变化的(这也可以看成儒家功利性太强,急切为社会生活服务,才发展的,比如荀子、董仲舒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对儒学进行革新。当然中国其它流派也有这个特点,现在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学问的特点,所谓入世,仅有一点的超越也被称为“内在超越”),否则怎么会有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立足于原始儒家对后儒的批判呢?儒家思想是否和普世价值完全格格不入,在当代就完全失去意义?除了现在很多人说的内圣外,也就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外,在社会理想方面也有一些资源可利用的。晚晴很多官员出国考察,发现国外社会就是儒家的三代的理想社会,说明儒家思想也可以与现在价值兼容,反倒是五四后对儒家的猛烈批判,导致法家思想猖獗,使得整个国家变成了大共同体,深陷灾难。儒家理想是追求小共同体本位,虽然也压制人权,和普世价值有些抵牾,但其对小共同体的权益还是维护的,这个资源是有利用价值的。否则个人如何与大共同体抗争,一盘散沙的个人如何与组织争权利呢?
    我觉得邓老师式的儒家是可取的,一方面作为儒家可以维持小共同体,形成凝聚力,以抵御大共同体的侵害,另一方面他又对其抵制普世价值有足够的警醒,并进行批判,为将来构建公民社会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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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12:22:46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大家对儒家的本质是什么不太清楚。儒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反映,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没有礼制就不是儒家。礼制反映的是一种不平等、有等级的社会组织关系,这个和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是水火不容的。提倡人人平等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而不是中国古文明,中国要建设现代社会、公民社会,只能以继承古希腊——罗马——西方文明为主,而不能以传统文明为架构。

不能囿于局部、区域,要有全球、全人类的目光,全人类的精神遗产都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中国人都有资格继承,不能认为那是西方人的,中国人不能继承。世界历史证明,古希腊——罗马——西方文明是人类发展中的主流,那么,中国人就应当学习、继承这个主流,使自己也成为主流,而不是把主流拒之门外。鸦片战争以来,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五四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主流,那些说要继承五四精神的人,如果忘记这一点,就是叶公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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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2 12: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先生对于自否定是过于执着了,对于中国古文明来说,发展到现代文明是它否定而不是自否定,中国古文明自身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文明,直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中国古文明都没有人人平等思想的萌芽,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比古希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低级,因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没有平等,社会意识也没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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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3 12:13:56 | 显示全部楼层
观察了邓先生近来的言论,看来邓先生是不能够建立出全球性的哲学体系了,廉颇老矣,这个任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了。

马克思对于古希腊——罗马——西方哲学来说,是新的巴门尼德,以前基于抽象性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马克思手中毁灭了,新的哲学都必须经过马克思哲学的考验才能成立,现代西方哲学,都是经过马克思哲学洗礼的,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马克思哲学。

说到世界哲学中心的转移,马克思之后,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就是哲学的中心,以此为标准,中心先是转移到了苏联,后是转移到了中国,现在的中国就是世界哲学的中心、哲学实践的中心。哲学在马克思之后埋头于实践,在中国文革后才重新开始进行理论上的反思,邓晓芒、谢遐龄、杨适等是代表,我们这一代,要继承邓晓芒、谢遐龄、杨适等上一代的反思成就,对马克思以来的哲学实践的成果进行总结,对世界文化、文明的成果进行总结,使哲学的理论形态更上一层楼。

与诸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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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3 15:25:2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苏联、20世纪的中国也能成为世界的哲学中心?仁兄太政治化了;在整个20世纪,真正推进马克思哲学的是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而非苏联中国。应该说,邓师的思维范式和价值理念是普世的,只不过当下要让哲学说汉语,就不得不借用儒家的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说,邓师的确可以看做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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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4 13:1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之后,哲学指导政治,体现在政治中,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实践,共产主义运动才是真正推进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动力,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排斥了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排斥了马克思哲学,他们没有实践马克思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徒有其表。

苏联、中国实践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成功和失败都有切身体会,这种宝贵的财富是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个方面苏联、中国是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老师。马克思哲学毁灭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西方的无产阶级以及后来的俄国、中国原来的哲学水平没有达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水平,所以要经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阶段才能到达马克思哲学的高度。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

邓先生的思维范式和价值理念是普世的,就是说,邓先生退步了,从马克思主义退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中去了。普世价值,不过是资产阶级价值的另一种称呼而已,强调普世价值,就是强调资产阶级价值。现在的中国,先进而又落后,邓先生只看见落后的一面了,普世价值对于传统价值当然是先进的价值,但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是落后的价值,被批判的价值。

邓先生难道看不出普世价值和儒家价值是无法捏合在一起的吗?要让哲学说汉语,只能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让哲学说汉语。现在中国无法诞生自己的现代哲学,就是由于中国的哲学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占据了,这两种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巴门尼德到马克思之前西方的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上不在这个范围内,就是说,在现代中国,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断绝了。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哲学非常相似,用否定之否定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所以,我们能够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哲学,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让哲学说汉语,就得构建全球性的哲学,现代的世界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只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哲学,是落后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哲学。要借用儒家的话语体系才能让哲学说汉语的思路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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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0 15:01: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ba8688888 于 2015-10-20 15:09 编辑

千里明月寄秋思,
中宵渐寒欲霜时。
春风花语恍似梦,
由来醉酣谁人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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